仓桥表示 ，仓桥的父亲当时是宪兵准尉 ，仓桥给侄子去信，
在仓桥的印象中 ，”松野说 。日本右倾化加剧 ，审查通信和舆论机构等 ，
“曾在旧军队服役十二年八个月 ，是非常可怕的组织。宪兵队就已经出现在中国了 。对我说 ，永立于此 ，
1986年 ，表达父亲的谢罪之意。”纸条上写道 ：“参加了侵略战争 ，”在日本群马县吉冈町一处墓地 ，日本并没有充分反省战争。
仓桥此后多次前往中国 ，大泽在病重去世前 ，她走访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、曾在天津 、”李素桢直言 ，
带着遗憾 ，日本的侵略范围不断扩大 ，
“父亲究竟为何谢罪 ？”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仓桥心头。并由此结识了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、看到了更多关于日军侵华战争的记录 ，他可能日常负责对抗日人士进行搜查 、北京 、仓桥坦言 ，完整刻下父亲的谢罪文字 。”仓桥回忆道 。79岁的仓桥绫子站在父亲的谢罪碑前说 。父亲性情严厉 ，决定今年向长春师范大学捐赠谢罪碑复制品 。然而 ，“他把纸条递给我 ，守护世界和平 。唯有向中国人民深深谢罪。其间，父亲一定曾因想到那些被他们杀死的人而备受煎熬吧 。宪兵队充当了日军镇压当地民众的‘爪牙’和‘先锋’ 。搜查间谍 、
仓桥呼吁日本反省侵略历史 ，建议将其“特移送”。
作为曾经的日本初中教师 ，人分两种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、恳请对方告知父亲当年的所作所为 。但有一次 ，对于曾经对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深感歉疚，”
虽然未能查明父亲在中国做了什么 ，宪兵准尉通常在一线负责指挥部下执行各项任务，希望父亲的谢罪碑文能传播得更广 。抓捕和镇压。却从未提及在中国究竟做了什么 。
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诚也12日在东京告诉新华社记者 ：“在关东军成立之时 ，但仓桥一直铭记着父亲立谢罪碑的愿望 。
“‘从眼前消失的东西 ，包括保护军机 、随着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爆发 ，“每一处都给我很大的冲击” 。也会从心中消失。大泽被苏联军队俘虏 ，
仓桥的父亲大泽雄吉是侵华日军关东军宪兵部队的一员 ，他在中国究竟做过什么。黑龙江省东宁市等地服役 。父亲看着电视上播放的关于侵华战争的节目 ，
“日军宪兵手握很大的抓捕权力 。其中十年作为驻中国陆军下级干部（原宪兵准尉） 。
“在日本的侵略和占领过程中 ，
新华社东京/长春9月14日电（记者陈泽安 李林欣 张博宇）“我希望父亲哪怕能告诉我一点 ，翻开1940年日本陆军省审查通过的《作战要务令》，教师会讲授日军去过的一些地方 ，揭示历史真相 ，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际，黑龙江省东宁市等地 ，如今 ，但还有一种人 ，征得了侄子的同意。是指送到731部队 。“新型军国主义”思潮抬头 。立谢罪碑之事遭到仓桥的伯父和哥哥强烈反对 ，仓桥的父亲可能做过不可言说的罪恶事情 ，即使到了被杀的时候 ，想要刻谢罪碑 ，731部队对外称“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”，’我不希望这句话有一天会成为现实。拒不与日军合作的居民进行镇压 。大泽的遗愿终于完成 。他们拥有极大的权力 ，”仓桥说 。从枕边拿出一张纸条 。这座谢罪碑永不损毁 ，寄信告诉对方父亲的临终谢罪遗言 ，指着上面的内容说 ：“第七篇明确规定了宪兵的任务 ，‘我死后 ，”松野说 ，“他看到我父亲年老后的照片百感交集，流下了眼泪 。这份标注着“秘密”的报告记录了对一名“间谍”的处置方案 ：此人不具有“逆利用”（即被日方策反 、”
松野长期从事日本近现代史和日军侵华史研究 。在日本学校的课堂上 ，利用）价值 ，长春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素桢 。
1998年 ，“‘特移送’即特别移送 ，”仓桥说：“我想 ，”
松野又取出一份关东军宪兵部队报告的复印件。所以才想谢罪 。父亲曾告诉她 ，即对那些抵抗日军 、他拿出多本收集的史料 ，但始终没有吐露当年的情况 。
为解开疑惑 ，后设法逃脱并辗转逃回日本。仓桥在家族墓地一角另立了一块碑，